宋继荣的空间

张思之  律师漫谈 

　　［孙国栋按］4月21日，星期六，早上八点半。来自南充市各区县的300余名律师，，挤满了北湖宾馆的大会议室，聆听张思之大律师的讲座。85岁高龄的张先生激情洋溢、声若洪钟地讲了足足三个小时，并当场回答了律师们的提问，场上气氛十分热烈。

　　南充市律师协会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，南充律师的求知欲和思辨能力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讲的题目定为“律师漫谈”，其实也就是漫谈律师。

　　我想先跟我们同行讲清楚，我不想也不会说假话。如果你们今天听到我在说假话，把我轰走就是了。但我不敢保证不说错话，我几乎天天都说错话。我喜欢胡说八道，如果今天说了错话，你们宽待，你们批判，不要送看守所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既然是在同行之间交流，就该把心掏出来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说错了，你们原谅就是了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

　　第二点，我之所以还有点胆子坐在这里，因为我有个愿望，就是想广交朋友。我觉得我这个人也贪财，我的财富是朋友。我们今天交个朋友好不好？至于董局方才说，会场上不许交头接耳，我看要允许，不爱听的甚至可以走嘛，何必在这里受罪？总之，随便，自由，好不好。

　　今天是漫谈，我列了几个题目，想了几个问题，其中有我自己的，也有些是估计朋友们关心的，至于是不是，对不对，我不敢说，下面依次提。

　　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律师，应不应当算作社会精英的一个部分，我们是不是精英？如果是，如果我们有勇气说我们是，那好，作为社会精英，你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？实现什么样的历史使命？总不能说混口饭吃就可以了，那恐怕不好。说我不是，律师整体是社会精英，我这个个体不是。那么，即便不是，现在你在律师的岗位上，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责任？应当怎么样去完成你应当完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的历史使命？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考虑一下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作为中国大陆的律师，我们是不是应当同商人划清界限，作为律师这个行业，是不是应当跟商业泾渭分明。有人说，我们先过渡一下。怎么个过渡呢？先去挣些钱，然后再返回来服务。允许不允许？当然允许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即是不是在你的原始积累上有了原罪。这个问题怎么交代，怎么处理，我觉得也应当引起思考。我总觉得，既然做了律师，就不应当是富豪，在中国做律师，如果是富豪，我觉得不适宜。道理我讲不清楚，但是我讲一个实例。美国总统林肯之所以能够做总统，那是因为美国大众把他视为贫民律师。如果当年的林肯是个富豪律师，我相信，他也不会被选为总统。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，但是我建议我们大家都思考一下。是不是可以这样想，如果我们律师都太重或者先重私利的话，有没有危害？如果有，危害在哪里？“先利而后义者，辱。”这话对么？

　　第三个问题，如何适当地建立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们的价值观里，要允许含有私字，要允许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可能，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私字变成“自”，自我的自。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边，体现自爱与自重，自立与自强。

　　第四个问题，作为中国的律师，现在执业，是不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？如果不具有独立精神，不具有自由思想，恐怕很难实现我们的任务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是，那么一切阻碍独立精神，妨碍自由思想的制度、规则等等，如何排除？敢不敢排除？

　　第五个问题，我们的任务，归根结底是要把国家规定的法律付诸实施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这是在帮助党和政府去实现他们所规定的一定的秩序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要冒昧地讲一句，律师本质上是“保皇党”，这个讲法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，因为执掌权力的很多人，当权派们，往往把我们看成异己，把我们的言论，我们的辩护视为异端，总之，有可能是敌对分子，或者干脆就叫阶级异己分子。我在这里保皇，你在那里把我看成是异己，这个矛盾怎么处理、怎么解决？当然，在律师界，在诸位朋友之间，会有革命家。但是，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革命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行为，不是要推翻什么东西。我们这里所讲的革命，是要把一切腐朽的东西，旧的东西，改得好一点，变得对人民有利一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前辈们，就有很多优秀人物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继承。因此，律师有保皇的实质，但绝不排除我们要做一个革命者，要当一个革命家。我是在给我们自己定位，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问题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
　　第六个问题，在法律共同体里，我们往往讲律师最小最弱，但应冷静地思考一下，我们在法律共同体里是不是弱者。聚二十万之众积三十年之经验，我们现在还是弱者吗？我不大承认，也不服，因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有了一大批青年才俊，这些朋友，这些同道，他们都能够很准确地把握着现实，做到了脚踏实地，又大多能神驰古今，极目千里，他们站得高，他们看得远，他们肯定能够实现我们律师行业应当完成的任务。所以，我从这方面来看，我认为律师在整个的共同体里，并不是弱者。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，我们这些律师，应当是，一定是，现在就是，含露带刺的玫瑰。我体会，含露，意味着它映照大千世界，一滴露珠是可以映照大千世界的；带刺，我们的这些律师，并不是浑身剑戟，而是说具有风骨，是能直指种种邪恶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。有了这两点，他完全够得上人们喜爱的朵朵玫瑰，不仅实有外在之美，还有它内在的大爱的内涵：我们够格。这班才俊，这些朋友，在一个受污严重的大环境里，做到了或者说能够逐渐做到周老夫子所讲的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达到了“香远益清”，已经是“亭亭玉立”，站得直，站得正。这样的形象，这样的精神，能够征服这个世界，因此在精神领域里面，我们是强者，不是弱者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比哪个更低一些吗？我绝不这样看！提这个问题，是自勉，也是鼓劲，不要气馁嘛。

　　第七个问题。古人讲，人有五气，血、脉、骨、神、勇。把它综合起来，是否集中体现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正气。古人讲五气把勇放在最后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里所讲的勇气之勇，是前四个气的总结和归纳。而正气，恰恰是这五气的集中与升华，做人应当有一股子正气。

　　说句闲话。我的一个当事人，鼎鼎大名的鲍/彤先生，被他亲爱的党判了刑，从中央委员会里面清除，判刑七年，剥权两年。从监狱里出来之后，紧跟着一分一秒不差的，又被送到一个不是监狱却与监狱同劣的地方。说：鲍先生，六四快到了，请你在这里先休息一下。鲍/彤问，待到什么时候？有关人士说，七八天。这七八天是他的七八天，不晓得是多少个七天过去，这个过程不讲了。在这多少个七八天里，为了安抚我的当事人鲍/彤先生受到严重创伤的心灵，我通过家属要求他给我写一个东西，鲍/彤字写得也许不是很好，但漂亮，我说你给我写《正气歌》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”。鲍/彤很厉害，把正气歌从头到尾背着写下来了，满纸清秀，非常漂亮，透出正气。人有一股正气，十分邪恶都可以抵挡得住的。我们做律师，经常与邪恶斗争，需要有正气。

　　但我们往往为邪恶所缠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律师怎么办？怎么反映出我们还有点勇气与正气？我们作为一个人，还应当有一点人气吧，又怎样去体现人的精神？再把问题引申开来，西政的文正邦教授，有一个很好的提法，非常精彩，他说“法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”。法本身就是浩然正气。这个判断对我们有启示，很有启发。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们这些学法用法的人，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着真理，因为我们具有铮铮铁骨，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实务，通过法律，把人逐渐引向善的方面；而后在不同的领域里有可能达到“真”，进而跃入美的境界。现在有的法不够那么美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书读得多的朋友知道，世上有些法学思想美得很，很多法律规范，法律条文美得很，非常美。你看美国那个宪法序言写得多精彩，还能减一个字吗？还能增一个字吗？简简单单的那么百十多个字，用了两百多年，现在都可以不改，太美了。我们从他们那里找到的是这些东西，可以说只要我们运用得好，只要我们有那么一股子正气，我们能够无往而不胜，是不是这样，咱们共同思索一下。

　　第八个问题，我觉得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界定我们律师的好与坏，优与差，小与大，都不太容易。说哪个律师是优秀的，哪个律师是大律师，标准怕难定。因此，讲句老实话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评所谓的这个佳，那个佳，什么十佳，我不是嫉妒，不是的，我希望人们都佳。但是我们评的那个佳，往往是“假”，十佳变十假，这就太惨了。我是不是在这儿胡乱报道，不是的。中国大陆第一届十佳律师，其中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，赫赫有名，鄙人很荣幸跟他对了一次庭，我不讲他水平怎么样，只考虑他当时是司法厅的办公室副主任，而我们有规定，行政官员不可以做执业律师，不可以出庭，是不是这样？因此我讲，你作为我们律师的领导人，你在法庭之上，在诉讼领域里，连最直接有关的法都不遵循，《律师法》，《公务员法》，你都敢背弃，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所以我要求法庭驱逐他。他说：北京律师怎么可以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，我是十佳律师啊。他还讲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理由，他说我正在申请辞去行政职务。你看，正在申请辞去，这就正证明他现在确实是，因此必须逐出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佳。如果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，我再报一例我们的家丑，北京的十佳。其中一位我也是第一次跟他一块出庭，那个法庭开得很大，因为是少年犯，所以律师也多，我们这位十佳，那真的够得上艺高人胆大，他居然、他竟敢完全不看卷，到法庭上，拿起本卷宗就胡说起来了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法官也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最后他才漫不经心地讲：“哦，卷拿错了。”你说我们这个脸往哪里放啊，这不是你们的律师吗？而且是你们的佳！

　　所以，请考虑一下，不评这个佳好不好，让我们的佳从我们的行业里，从我们的队伍里涌现出来，多好啊。

　　第九个问题，众所周知，大陆的律师行业有风险，我们怎样实行自我保护。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，我上面讲五气的时候说到勇，那可不是让人蛮干，不是的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有四点体会。第一点，要学会，要善于在必要的时候，或者必要的情况下，与某种东西或者某种力量妥协，要善于妥协，学会妥协，妥协是一门艺术，甚至可以讲，妥协就是政治。但又要把话说回来，在妥协之时，在原则问题上又绝不后退半步，就是说要有底线，妥协而没底线就不行了，这是第一点。

　　第二点，诉讼当中的法律问题要尽可能地不向政治靠拢，不把它政治化，更不要去炒作，这是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。是的，在诉讼中，有可能遇到敏感问题，遇到政治问题，怎么办？我的体会是，要千方百计地把它纳入法制轨道，把政治问题法制化，一切都按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去办。

　　第三点，要善于用专业对抗专制。我们的风险往往来自专制，我们要保护自己，怎么保护？充分运用你的专业，使专制无法施展。我愿意给年轻的朋友讲一句，如果我们的专业还不是那么有雄厚的基础的话，在这方面下下工夫是必要的，是值得的。

　　第四点，我从北海、贵阳等等事件当中领悟到一条，在必要的时候，要善于集中或者说凝聚我们集体的力量。我们现在真的如一盘散沙，当然这里面有珍珠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的力量凝聚不起来，容易被人家欺负，受欺之后，还没辙，这不是办法。我无意组织造反，不敢，绝无此意。我只是说我们要凝聚，力量要凝聚，发出声音来，发出我们集体的声音来，我认为有效也有用，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。

　　诸位很幸运，咱们协会有一个何秘书长，昨天经过交谈，我知道何秘书长对于湖南岳阳当年的律师协会发出集体的声音，起了多么大的作用，了如指掌。我简单讲两句这件事。湖南岳阳，两个律师办了一个刑事案子，跟检察官发生了冲突，发生了对立，检察机关动用权力，把律师给收了，关起来了，还不许会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时的岳阳律师协会会长忍无可忍，紧急召开了岳阳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，决定就此事件实行全市律师罢辩，老子不玩了。岳阳的那个决议还指出，什么时候变，变化的变，什么时候我这个决议改变，才可以去辩，要等我通知，在此以前，任何会员不得违反此决议。太精彩了！我当时还没有离开北京市律协，我没有这种胆识，也没有那种胆略，他们做的我做不到，想做也做不到，比起他们来，我是个懦夫。但是他们的经验，真的在我心上烙下了深印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岳阳的律协真的是律师的娘家呀，那是真的呀，现在的全国律协，真的是我的恶婆婆呀。

　　第十个问题，在座的可能各党各派都有，包括无党派人士，这就有了一个问题，服从组织与遵循法律，何者为先，何者为主，怎么办？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，党组或者党委定了，说这个案子你必须这么干，但是根据案情，根据事实，又不能这么办，那你怎么干？这个问题曾经困惑了很多人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北大才女，林/昭，她当年思想最大的矛盾点就在这里，说个人跟组织的关系，怎么解决？怎么化解？她那样的才女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，说明的的确确是个难题。我呢，叫好听一些，高龄嘛，讲难听一点是日薄西山，处于我这样的情况，如果党性原则跟宪法原则发生了冲突，我只能讲，我作为一个律师，一个法律人，要首先遵守宪法原则，因为它是最高，是至高的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你是一个人，那么党员跟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？有人讲，先做党员，后做律师。这就有了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可以先做律师后做人？我要先做一个人，然后再做别的。如不是个人，讲别的，岂不是空话。因此我的结论是，还是相信法，法律至上。什么三个至上，哪里来的？法律至上，天经地义。

　　第十一个问题，律师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冤假错案，对于你手上的冤假错案，应当把何时视为最后的终结？为什么提这个问题？起因是陕西的一位律师，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案子，诸位可能还记得，被告人刑事犯罪分子已经推到刑场上了，律师给最高法院发了个电传，陈述冤情，最高法院指令马上停止执行。但两个月之后这个人还是被枪决了。之后律师著文说：“枪声一响，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。”我觉得，他案子办得很好，但这个思想又体现出他在实现任务的过程当中有不够完美之处。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的当事人的的确确有冤情，那么，枪声一响，意味着我的下一个任务开始了。这是新的开始。律师应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，才算完成使命。当然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搞来搞去，搞了几十年，都很难把它弄到水落石出。但是应该顽强坚持，不应轻易放弃，因为你是律师嘛，是不是？遇到冤假错案，遇到非常艰难的情况，我们就放下了，休息了，我总觉得好像是不太够，是不是这样？

　　第十二个问题，遇到特殊事件、特殊案件，怎么办？什么叫特殊？我想到了薄/谷/开来，如果薄/谷/开来要求我们在座的朋友去为她辩护，做不做？愿不愿意做？这对于我们的律师来讲，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。我执业中在这些问题上曾经有过重大的缺陷。办两案的时候，有这样的思想，历史上背个四人帮辩护士的坏名声，怎么弄？这种想法当然不对。现在不讲我，只讲我们律师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，我们会怎么想，我们该怎么做。我想先提个问题：律师执业，有没有自身的“大局”？是什么？还有我们在从事一些特殊案件的时候，有没有不好的想头？有没有邪念？具体说有没有为了出名。上面我们讲到利，这里我们提出名，对于名，我们怎么解读才合适？怎么思考才合宜？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。

　　第十三个问题。我们常讲四大自由，我对这四大自由的说法佩服得一塌糊涂，特别是免于恐惧的自由，说得太精彩了。例如因恐惧黑暗，才会奋而争取光亮与光明。今天想说的一点是：四大自由无不渗透着一点，那就是人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不同的方面，都应当享有自我选择的自由，我选择说什么话，我选择做什么事，等等。我们作为律师，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在什么时候说，在什么时候做，就应当有所选择。而这个选择，要有一定的标准，要有一定的尺度，才好把握。我们应当通过具体的实务，细细地加以斟酌，是不是这样？

　　第十四个问题，我们都讲现在的执法环境不好，而且有逐渐恶化、逐步退化的趋势，这是个现实。面对这个现实，我们该不该想一想，我对于这个严酷的现实，负有什么样的责任，我是不是这个恶劣现实的制造者之一？我不知道南充的情况。大概五年以前吧，我第一次听说，律师手上的很多案子的判决是他代法官写的。法官让他写判决，他好得意哦。我当时却为之震动。一度认为他吹牛，不可能啊，法官怎么可能出卖审判权呢？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后来，我从北到南进行了一番调查，让我大吃一惊，太普遍了，好多人跟我讲，哎呀，你怎么大惊小怪，都是这么干的呀，法官非常乐意呀，你代写，他好轻松啊。

　　五年前的广东之行，在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当时有位非常老的律师，他反问我一个问题，说，我的当事人的诉讼都有理有据，如果我写的判决书都完全依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充分维护了我的当事人的权益，有什么不可以呢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完全有可能使我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害，那怎么行啊。当时我回答他，我假定你讲的都是实际情况，假定你的当事人都有理，假定你的解说非常精彩，那也绝对不可以！因为一个案件，因为一件事情而破坏了一个制度，不可以。因为一件诉讼，把中国的审判制度颠覆了，怎么能够这样做嘛，那还叫法院吗？

　　因此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执法环境的恶劣，在座的朋友，咱们有没有责任，尽管没有写判决，有没有别的？如果我们都十分的正，这个执法环境是不是有可能好一些呢？我觉得有可能的。因为我持有一个观点，某些法官，某些检察官，某些公安人员的坏毛病，是我们惯出来的，我们不那么宠，不那么惯，退一步讲，我们不那么奴颜媚骨，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就是依法办事，能奈我何呢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种种不同的方式，来促使这个大的环境这样恶化，恶化到现在几乎是不可收拾的程度呢？还叫法官吗？还叫检察员吗？还叫公安干警吗？我们律师有没有责任？

　　第十五个问题，我们的行业本身要求我们具有深厚的专业基础，要求我们有渊博的知识，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太广泛，很复杂，没有比较过硬的知识，很难比较好地完成任务。如果大家认为应该是这样，那就得时时问问自己，我的知识够不够？我是到晚年多少知道自己十分浅薄。我是从小玩到大的人，贪玩，没有读书，过去讲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伤悲也晚了，太晚了，我很晚很晚才觉悟到，姓苏的，不是我们四川的苏东坡之苏，是苏格拉底之苏，他讲他知道自己是最无知的。“知己无知”非常非常重要。一般人往往容易自负，容易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年青时也自负过，也曾经认为自己还可以，其实两个字，狗屁，太差。吸取我的教训吧，现在努力来得及，我建议年轻朋友们想一想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够了，已经满了。“知己无知”，极富哲思，千万牢记，将会终生受益。

　　第十六个问题，在北京，在我们这个领域里，经常听到一些无望的声音，也有绝望的悲叹，目前的形势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，还能看到前景吗？我的想法是，光明与黑暗，旦夕之隔，很快就会转过来。绝望与希望，也只是一步之遥，坚持就跨过去了。与其在绝望中呻吟哀叹，为什么不在希望之中挣扎奋进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对我们的前景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寄予优厚的希望，会看到光亮呢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建议朋友们能够考虑一下。

　　以上，斗胆提出十六个问题，咱们共同考虑。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。

　　第二部分我想讲讲，通过李庄案，我们律师实务应当从中学习到的经验。我不涉及李庄个人，只讲李庄案中情况，请注意到这一点区别。

　　对李庄案，扼要地讲，第一，重庆某法院以伪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，错了，判错了，绝对错了。第二，李庄案中被告人的法庭表现有违我们的职业伦理，在大的方面，不符合我们的职业道德。对此我扼要地举出三点：

　　第一点，你不是一般的被告人，你是个律师，你懂法律，在无罪的情况下，请问为什么要认罪？

　　第二，为什么在非法的时间，非法的地点（这对诉讼人讲是这样），用非法的方式，与政府官员私下互相勾结，扰乱整个的诉讼程序，为什么？可以这样吗？这一类勾结，我在上海办郑恩宠案时就领教过。郑恩宠律师在监狱里面关着的时候，在一审二审之间，上海的行政官员居然能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，进入看守所，说服郑恩宠，要点是你认罪，判缓刑，这跟重庆做法一模一样。我对郑恩宠说，如果我是你，他来我就把他轰出去，这才像个律师，他有什么资格进入看守所。二审，我受高院管，只有高院的法官有资格进入，对不对，他凭什么？因为是个行政官，可以吗？不行。当然，这样要求郑恩宠严了一些，不过道理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第二个问题，我认为我讲的正确。

　　第三个问题，作为一个律师，在另外两个律师为你做了相当精彩的无罪辩护的情况下，你为什么在法庭上演出了那样一场非常丑恶的闹剧，丢全国律师的脸？那是闹剧啊，想一想看，闹到了什么程度。先是在那里认罪，一再讲我有罪，我早就认了，这两个律师说的不对，我认了。后来又翻了，干什么？我曾经当面同李庄讲过这三个问题，他没有答复我，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我，我认为他回答不出来。但是我不因为你的不回答，就改变了、降低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我这两个基本观点是围绕着我们律师讲的，实际上应该从整个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执法情况来考虑，那样我们可讲的还应当更多一些。

　　第二，通过这个案件，反映了我们在律师实务方面还存在着哪些问题？第一个，反映了我们律师的处境很复杂。第二个，反映出我们律师的素质有待提高，一个是业务素质，一个是政治素质。

　　我先说业务素质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说几点：第一，我们对律师实务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概念？什么是律师实务，怎么理解？我说点我的看法，我的理解。

　　第一，律师实务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。解决问题，这是律师实务的出发点和归宿，也是我们的目的所在。千万注意，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，而解决问题，对于律师来讲，一靠勇气，二靠智慧，智慧往往更重要。我们在上面说到知识。我们的知识面应当宽。但知识会老化，而只有智慧是长青的。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知识通过实践转化为智慧，它才长期有效、有用，才会出真知。所以，我们的律师实务如失智慧，就不可能完整地实现任务，就不易解决好问题。康德有句话非常精彩，他说，让我们勇敢地做一个智者吧。贝多芬的名片上只印着六字衔：“智慧的所有者”。他不印音乐家，印的是“智慧的所有者”。这些大师们的思想观念，对于我们应该有启示。

　　第二点，律师实务是研究细节的学科。没有细节，“事实”会虚；没有细节，证据极易失据。朋友们在这方面肯定有丰富的经验，不多啰嗦。

　　第三点，律师实务是传达心灵的一种艺术。律师应该是对公平，对正义，对良知充满激情并善于传达激情的人。什么是激情？大喊大嚷，汹涌澎湃，可能是激情。但是请注意，沉静、平和又何尝不是激情的反映呢。关键在内涵，不在形式。秋瑾一句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何尝不是激情。大家都知道，伽利略是跪着听宣判的人，听完宣判，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情难自禁地、喃喃地细语一句：“地球还是在转动啊！”你判了我死刑，我还是要坚持哥白尼学说，地球依然在转啊。这叫激情，充满了激情。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道理，总之我认为我们干事业，第一，应该有激情。第二，对于激情应当有比较适当的把握。应当怎么把握呢？我有一些体会，第一，我们的激情应当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，应当源于对弱者的同情和救济，把这两者集中起来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明其道”。明道，心中会焕发愿望，才能有激情。其次，我们的激情一定是基于对真善美的追求，一定是基于我们怀有一种正义和良知的情操，而且要敢于为此而献身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不计其功”。明其道而不计其功，才可能产生激情。这点理解，不知道对不对，供大家考虑。这是我对律师实务这个概念的第三点思考，它是传达心灵的一种艺术。

　　第四点，律师实务是维护人权的重要武器，这点在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特别重要。

　　第五点，我们的律师实务是法治规范和法治秩序的支柱。我们一定是推进法、实行宪政的动力，对此要当仁不让。以上五点就是律师实务应当包含的本质和内容。

　　对于律师实务的概念，我做了上边的分析，说了我的理解，大家研究，并请批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　　第二，通过李庄案，当前律师的刑事辩护，还涉及很多问题。首先是方法、策略、功能。对于律师辩护的方法，辩护的策略，辩护的功能的理解与把握，会因人而异。李某有李某的方法，张某有张某的方法。我，按照我现在的水准，归纳我们辩护的方法，可以借用庄子两句话加以概括，那就是“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”。这是我们辩护的基本方法，有点抽象，具体说，我讲三条：第一是，言其所应言，该说的一定要说；第二是，辩其所当辩；第三是，止其不得不止，不能不止。这三句实际上是指，一要有据，二要有理，三要有度。其中辩其所当辩，做到最难，它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，问题是，哪些当辩？我从我自己的实务中选了一些实例可供参考。限于时间，只说两个案子。头一个，给鲍彤先生辩护，实事求是地讲，难度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我自认为我还是千方百计地辩其所当辩了。例如他被指控攻击政府首脑，你说怎么辩？当时李鹏在那里坐着的呀，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，要斗智了，我讲了一段话，现在念一下：“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，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。请允许我据此说明，反对政府首脑，并不等于反对政府，反对政府，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。当年有人反对主张‘两个凡是’的政府首脑（这是指咱们的华主席是不是，他主张两个凡是），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，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推翻政权的结论。”那么现在鲍/彤先生对李鹏阁下从工作出发提了几个意见，怎么能够叫做推翻政府，推翻政权？我觉得该辩，辩了，还有点理。当然，像这类问题，律师该辩的地方很多，难度确实也很大，但是的的确确要打开思路，首先不要有畏难情绪，也不要畏惧。

　　再花一分钟的时间讲第二个例子。我办的一个案子，几个年轻人在那里讨论问题，讨论怎么样改革，后来因为有卧底的，揭发说他们在搞煽动，罪状之一，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在搞假民主，因此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是，攻击我党搞假民主，属阴谋煽动颠覆，怎么辩？恰好在开庭的前一天，我从一个小报上看到了一个材料，什么材料？中国共产党九大，事先居然在中央委员会里研究确定投票选举下一届，规定必须投毛多少票，投周多少票，投陈多少票，投江青多少票等等，而且不允许越出事先规定的幅度，比如说毛的票是100%，比如说朱老总、陈老总他们得到的不能超过百分之六十几，这是真民主吗？当然不是，这就是假民主嘛，中央可以搞假民主，为什么不准许人家说你假民主啊，所以我举了这个实例，辩了。我想，在方法问题上，开动脑筋，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完成任务的。

　　重要的是第三条，止其不能不止，不得不止。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问题上，在哪个环节上该打住了，必须打住。这里第一要选择时机。作为律师，在诉讼中，什么时机讲什么话，不是不重要的，往往是相当重要的。重庆李案的当事人，他根本不懂得这一条，这就不行了。其次，要掌握度。你比如说，刚才我给大家念的我在法庭上的那一段辩词，如果再往前走一步，比如直接把李鹏端了出来，固然也该，但不行，过了。因此，该打住时一定要打住，千万注意这一点。关于辩护的基本方法，我相信朋友们理解得比我多，我在这里只是跟年轻的同道们互相沟通一下，也许会有点启发。

　　对辩护的功能应当怎么理解？我们不就是办点案子吗，不就是出庭做辩论吗，讲什么“功能”？我体会这个问题有点要紧，想说点看法。第一，它的功能在于辩明与揭示真相，在于分析与论证事理；第二，应当给人以感染力，同时通过辩护去提高人们对法律权威、法律魅力的认识，从而给人以启示，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；第三，我们的辩护要维护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博爱、平等这样的普世价值，通过维护普世价值，把辩护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而不是就事论事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充分的体现我们辩护的功能。李案在这个问题上，突出地表现出当事者把辩护的功能理解为，给法庭出难题，给法官出难题，他出了，觉得任务完成了，高明了。不对，我们的功能与任务不在这里，绝对不在这里，这是关于辩护的功能。

　　那么怎么样才能体现这个功能呢？要靠表达，表达无非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书面，一个是口头，这方面大家的经验比我多，我只是扼要地讲一点体会。书面表达，根据我现在看到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两点，一个是逻辑性。比如说我们的辩词当中，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：我的被告人是无罪的，我建议法庭从轻处理。大家笑了，笑得有理，但是这是实际情况。所以逻辑问题是重要的。

　　另一个是要有文采，王国维有一句话，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，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这对我有启示。他讲的“景”，可以理解为我们依靠的“客观世界”。因此，我们律师的语言要含情。我年轻时在法院工作，院长在我拟的判词上给我改过一个字，让我受益终身，因为这一个字道出了“情”。事情很简单。夫妻俩不和，为了追溯他们两个人曾经相亲相爱的历史，我用实例加以概括，在判词里写道，当青杏上市，某某某千里携来，让爱妻享用。老院长把这青字给我改了，改成什么呢？他笑着说，你看，改成鲜，鲜杏，是不是改得有点出色。是的，这个新鲜的鲜，就是比青杏含情。人说“尝鲜嘛”！在这个方面，多下点功夫，我认为是必要的。我们很多的辩护词，朋友们啊，干巴巴的，太枯燥了，看起来乏味，是不是能够改一改？这是书面表达。

　　口头表达，很重要，像贺卫方老师那样口头表达能力强的人不多，这个本领要学到也难，但得学。古希腊有一句名言，说口头表达，演说，“是一种道德完美的艺术”，这里讲的道德，我建议多多思量一下，内容是很丰富的。业务素质，就扯这么几句。

　　第二方面关于政治素质。讲政治素质，首先要表明我的立场，我认为做律师的人既要避免把法律问题政治化，又要在处理实务的时候具有政治头脑。不仅这样，而且应当有一个正直政治家的胸怀、胸襟、风度、风格，像个真正政治家的样子，这是必要的，是应当的，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。由此出发，我提出几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们办案子，是不是应当具有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？每一个案子，在哪个阶段，在什么样的环节上，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要有准确的把握才好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无往而不胜。重庆李案，他的目标是推迟审判，是打乱法官的思绪，我认为不好，表明缺乏战略思想，或者说没有正确的战略思想，但我们应该有。

　　第二点，应当既讲原则，又不越底线。

　　第三点，要有策略原则，律师一定要有策略思想，一定要懂得策略的运用。

　　第四点，法庭礼仪。律师一定要讲点法庭礼仪，并且把它上升到素质的高度予以考虑。我们可以跟法官、公诉人在观点上截然对立，但是不可以、不允许、也没有必要去藐视公诉人，藐视法官，去同他们在形式上进行某种不必要的对抗。我在法庭上做的也不好，因为我在法庭上常常是得理不让人的，有时是得理不饶人的，尽管我表现不怎么好，可闭庭之后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奔赴公诉人席，鞠躬致意，热烈握手。应该这样。当然我们讲礼仪的地方很多，我在河北省某县出庭，我们的律师，穿一个背心，穿双拖鞋，抽烟还不说，他的烟夹在耳朵上，看着丑陋极了，我忍无可忍，说了他几句，太不象样了，是不是！

　　第五点，我们律师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合乎时代的潮流。

　　最后，我们应当通过实务体现我们律师对社会有所担当，对历史有所交代，或者换一句话，应当有使命感。也许有朋友可能认为这个使命感很抽象。我说一个人尽管不是律师，也应有自己的使命感。人各有其使命。前年智利矿难，33个矿工在井下深埋了69天。智利总统挂帅，动员全国上下一致努力，终于把三十几个人通通救活上来，真的是人间奇迹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深深的体会到，总统以他这一系列的部署，从全局出发，统筹安排，体现了他的使命；矿业部长在一线具体操作，具体组织，精心实现总统部署，起到了他的作用，体现了他的使命。矿井下面33个人，原来的老班长，依然团结着另外的32个人，齐心一致地采取一切办法度过69天的难关，完成了他作为班长的使命，于是人间有了奇迹。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，哪怕是有的时候我们遇难，或者殉难去了，在这个关口，也应当有使命感才对。远的不讲，近的也不说，我们讲“9·11”。“9·11”，我很受感动。大厦将倾之时，亲爱的美国人哪，他们让女人、让孩子先走，壮年男子汉们缓步地往下撤退。两千多人牺牲了，没有拥挤，没有加塞的呀，在那个时候，后边那些面对“死神”的人缓步前移的时候，我不怀疑他们心中具有伟大的使命感。这才是真正的人啊！他们以“死”完成了精彩的一生！！

　　我常常想到，我们的电视台前几年总播放一件小事，那件小事对我的教育很深。一个农村生产组的组长，一个妇女，晚上突降暴雨时，她把女儿喊醒，说“娃，快起来，咱们去抢村里的粮食”，母女两个人就走出门外。出门没有几步，女儿回头望见自家的粮食居然被暴雨冲出来了，女儿急说，“娘，咱们家的粮，……”讲到这里，妈妈没让孩子讲完，把她打断了，说：“孩子，娘是村民组长，不能先顾自家的粮！”这不是豪言壮语，但是我体会，真的是义薄云天哪。伟大呀，这才是伟大呀！她有使命感，她肩负着不平凡的使命！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如都有使命感，我们这个地球是不是会转得更好一些呢？至于如何来实现我们的社会责任，履行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，我现在想告诉朋友们的只有三个字：多读书。因此这次漫谈的第三部分，想耽误你们一点时间，读一篇文章的摘要，看那些大师怎样指导学子们读书、学习，提高知识水准和思想方法。这篇文章的题目是《辅成先生》，编在那本《燃灯者》里，作者是赵越胜先生，这本书有三篇文章，第一篇篇名叫“辅成先生”，赵怀念作为学生，他学老师的思想、学老师的品格、学老师的人格、学老师的风格，也写得很精彩，我按照我的需要，以及我想转达给我们的同行，特别是年轻的同行，我摘录了一些，我把我的摘录，供诸君参考。

漫谈《律师漫谈》

冀字九十九号

2012.5.12

    4月21日，85岁高龄的张思之先生在南充作了三个小时的演讲，题目为《律师漫谈》。本人无缘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，所幸的是，在朋友博客里看到了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的文字稿。先生集一生之智慧与实践，浓缩了关于律师的16个小题目，先生自谦“不敢保证不说错话”，但却敢说“不想也不会说假话”。我对先生的真诚实在表示十二分的敬意。

    依我的揣摩，先生主要是引导我们围绕着16个题目进行思考，无意给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（实际上就其中的许多题目先生根本就没提供结论）。我个人围绕这些题目也进行了思考，但我绝对达不到先生那个思想高度，所以在许多题目上我还难以理解先生的结论。甚至，我还故意向着与先生的思路相反的方向去思考，但我绝对无意（也不敢）批判先生。唯一的目的，就是探讨律师的路怎么走得更好。

    以上我就汇报一下我个人很不成熟的思考结果，不当之处，请各位批评指正，尤其与张思之先生不一致的意见，还望前辈海涵。

    一、关于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。律师应不应当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？张先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假如律师是社会精英，那么，“作为社会精英，你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？实现什么样的历史使命？”假如律师不是社会精英，“律师整体是社会精英，我这个个体不是”，那么，“在律师的岗位上，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责任？应当怎么样去完成你应当完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的历史使命？”

    在张先生看来，律师一定是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——不管律师是社会精英还是不是社会精英。只不过，是精英，有作为精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，而不是精英，有不是精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。易言之，不存在律师应不应当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问题，只存在负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问题。

    而在我看来，与其说律师应不应当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，不如说什么叫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，即“社会责任”和“历史使命”的含义是什么。

    如果说律师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，那么所有人——从官员到百姓，从富豪到乞丐，从共产党员到普通群众，专家、学者、教师、医生、护士、厨师、的哥的姐，杀猪的、卖菜的、看门的、下岗的——全都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。

    医生是看病的，可以开个诊所；会计师是财务审核的，可以开个会计师事务所；幼师是教小孩儿的，可以开个托儿所；而律师是打官司的（在此不谈非诉业务），可以开个律师事务所。他们大体上属于同一类人，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    我决不否认律师的作为，有些律师可以有更大的作为，但是做律师，首先它是一种职业——用以谋生用以养家糊口的职业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美国的历任总统中有多少多少是律师出身，台湾的陈水扁马英九曾经都是律师，那离我们太远了，咱不说它。在大陆，还没有哪个律师进入到政治局常委，在中央委员、政协委员中，如果有律师，比例也极小。还没几个律师做到省长、市长、县长、乡长、镇长、村长。

    我相信许多律师都愿意投身于政治改革当中，为法治、为民主而贡献智慧和力量，但绝大多数的律师必须首先为活着而奔波。

    二、关于律师的个人定位与行业定位。张先生似乎很烦感钱，起码是惧怕钱太多喽。人与人都有所不同，行业之间总有些区别，张先生刻意地将律师区别于商人，将律师行业区别于商业。他说“作为律师这个行业，是不是应当跟商业泾渭分明”，“如果我们律师都太重或者先重私利的话，有没有危害？”。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张先生试探性地提示律师们考虑律师与钱的关系，那么张先生的另一句话则说得果断：“我总觉得，既然做了律师，就不应当是富豪”。

    关于律师与财富的问题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杀猪宰牛的可以很富，看病开药的可以很富，倒腾服装也可以很富，为什么律师就不可以呢？先生说的“太重”私利，我还能够理解，可是他所说的“先重私利的话，有没有危害？”我就存在理解不了。但我所知道的，此处的“私”，显然是与“公”对立而言的。我实在难以想象，国家不给律师发工资，律师还得交会费，自己得活着，家人需要养着，让他怎么去首长为“公”。。。。。。

    我绞尽脑汁可以想到的是，是否鉴于目前绝大多数律师收入不高这一现实，张先生在告诫律师们要安于现状，别去报怨，苦命挣扎，别去改行啊？

   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得给邓小平倡导的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加个备注：“律师除外”。

    三、关于律师的价值观。张思之先生首先肯定律师的价值观里可以包含“私”，紧接着“私”替换为“自”：“自爱与自重，自立与自强”，这就又否定了“私”。也就是说，先生实质上告诫律师们不要有“私”的，要有的是“自爱”、“自重”、“自立”、“自强”。我只是弱弱地在想：没有物质基础，怎么“立”，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，如何“强”。

    这是先生才刚谈到三个题目，就两次谈到了“去私利化”。

    四、《律师漫谈》谈到的第四个题目，是关于“独立精神”与“自由思想”。唯具有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，方能完成我们的任务，而“制度、规则”阻碍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。对于这些阻碍——张先生让律师们思考——“如何排除？敢不敢排除？”

    律师行业陷入困境，举步维艰，先天性的障碍在于“制度、规则”。在国家意识里，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是否真的想依靠律师制度？或者可以说宁可更相信权力和执政党。甚至是否可以说，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的权力运行，自然就是公平正义的，无须另外“维护”。

    除了制度和规则，在实践中，来自于体制内的排斥和抵抗，无疑成为律师行业的另一“阻碍”。

    五、张先生所谈的第五个题目，是律师与当政者的关系。先生所完成的是这样一个论证过程：我们律师的任务，“是要把国家规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”，“这是在帮助党和政府去实现他们所规定的一定的秩序”，因此，“律师本质上是‘保皇党’”，所以，当政者们别把我们看成“异己”，别将“我们的辩护视为异端”，我们不是“敌对分子”。说白了吧，先生在跟当政者说，“我们和你们是一伙的”。作为我个人来讲，我无意与当政者为敌，但也绝不赞成跟当政者攀亲。

    作为律师，“我们的任务”，并不是“要把国家规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”，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，那是执法部门的事儿。再者，我们律师的任务，也不是“在帮助党和政府去实现他们所规定的一定的秩序”，那就把法律看成了“统治工具”。拿刑法来说，一方面是在打击犯罪，另一方面，是在保障人权。拿刑事诉讼法来讲，它本质上是控制公权运行，是用来约束公权机关人员的。最后，律师不是“保皇党”，如果是的话，国家把律师纳为公务员，岂不更好地保皇？律师本质上是私权代表，而当政者与“皇家”，那是公权代表。公权力与私权利，虽然并非一定是对立的，但却肯定是对应的，事实上它们绝不可能成为“一伙的”。假如真的律师是“保皇党”，而皇家又不给律师开工资，却是当事人掏腰包，那当事人岂不成了傻子？当事人付钱给律师，是让你来替我服务的，不是让你来保皇的。

    律师与当政者的冲突，根源在于，律师在建立在法治秩序这一前提之下说事儿，而某些当政者，奉行的却是权力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律师与当政者存在着必然的不可调和。把话挑明了，给当事人以明确的信号，反而更有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张先生同时指出，“律师有保皇的实质，但绝不排除我们要做一个革命者，要当一个革命家”，这给律师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。律师说是要帮助当事人“以权利限制权力”，就是要告诉掌握公权者，“权力的边界止权利”。

    六、张先生谈到了法律共同体时说，“我们往往讲律师最小最弱”，但未经论证，话锋一转，“我们在法律共同体里是不是弱者”，“在精神领域里面，我们是强者，不是弱者”。

在法律共同体中，律师是弱者么？

    这几乎成为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。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个问题如果1加1等于几。

    在权力社会中，权力便是一切。

    在现实生活中，在所谓的法律共同体中（如果有的话），律师无疑是弱者。只见律师被职业报复的，从未闻律师成功报复过谁。李庄前脚出来，杨在新等四律师锒铛进去。而构陷他们的法律共同体内的其它成员，至今毫发未损，有的还立了功升了职。难道律师不弱么？

    我们律师很弱，所以才需要团结；我们律师很弱，所以我们才要抗争；但我们不做唐吉诃德。

    七、张先生在第七个题目中所谈到的是律师的正气。思之先生举了个例子，他的一个当事人，“从监狱里出来之后，紧跟着一分一秒不差的，又被送到一个不是监狱却与监狱同劣的地方”。“我们往往为邪恶所缠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律师怎么办？怎么反映出我们还有点勇气与正气？”“我说你给我写《正气歌》”！

    呜呼，我们除了憋在屋子里写《正气歌》跟自己较劲之外，能否做点别的？比如说申诉、控告、检举、揭发！你们凭什么无端把我关在这里，要写《正气歌》，咱回家写好不好，干嘛非得在他这儿写？

    八、我本人非常赞同张思之老先生的建议，官方不要搞什么十佳律师之类的评选，而要让真的“佳”自动地涌现出来。不多赘言，“佳”们是怎么产生的，人人心中自有一杆秤。

    九、关于律师执业的风险与自我保护。张先生提醒律师们要学会妥协（不过要有底线），要去政治化、法律化，要用专业对抗专制，要凝聚力量（作者注：即当下流行的“抱团取暖”）。张老前辈这样说，是在爱护律师。

    张先生举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。说的是，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跟检察官发生了冲突，检察机关动用权力把律师抓起来了（作者注：各位，见识了权力不加以约束会多么肆虐了吧？明白了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谁强谁弱了吧？），还不许会见，于是律师协会做出一个决议，律师罢辩，任何会员不得违反此决议。

    我的个乖乖。这不是自己人受了欺负，靠打自己人给别人看么？律师罢了辩，不管当事人了？可悲的是，无独有偶，李庄被人欺负时，有关部门很及时地下发要求进一步规范律师执业行为。

    这就好比，一个女孩儿在树林中被强奸了，妈妈知道后怒斥女儿：你再敢去树林，打断你的腿！

    这样的事情，并非“太精彩了”，简直是“太神奇了”。

    十、张先生谈到的第十个题目是律师与党组织的关系。“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，党组或者党委定了，说这个案子你必须这么干，但是根据案情，根据事实，又不能这么办，那你怎么干？”

    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想到的却是，既然“根据案情，根据事实”，本应当“那么干”，可是，党组或者党委又是凭什么却决定“你必须这么干”？！

    假如说真的出现了上述情况，张思之老先生明确地告诫我们，“什么三个至上，哪里来的？法律至上，天经地义”。

    十一、在谈到具体业务的终结点，尤其是冤假错案，先生建议律师们，不应当“枪声一响，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。” “应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，才算完成使命”，“因为你是律师嘛”。

    先生在这里谈到的“使命”，应于前文所说的“社会责任”和“历史使命”作相同理解。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，律师当然可以这样做，这是情份，如果不这样做，那是本份。因为程序终结，委托事项完成，委托合同终止。律师再无约定的或者法定的义务。本已身心俱疲，何苦自我加码，量力而行吧，别虐待自己就好。

    十二、关于特殊案件。

    一些特殊案件，之所以有些律师不愿意办理，是因为，越是特殊案件，法律的空间越小，受法律之外的因素干扰得越严重。因为“特殊”，将会给律师本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后果，实难预料（因为特殊嘛）。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律师，知难而上，主动迎接挑战，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可能有“出名”的因素在内。然则，出名又怎么了，出名不好么？出名了，将在更大范围内为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提供法律服务，能更充分地实现自我价值。我不明白张先生为什么会将“出名”视为不好的想头、邪念。他说，“我们在从事一些特殊案件的时候，有没有不好的想头？有没有邪念？具体说有没有为了出名”。

    十三、在漫谈到四大自由时，张先生特意强调了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，可谓极具现实意义。

    十四、第十四个题目：执法环境（作者：原文写的是执法而不是司法）不好，律师要从自己身上找毛病。

    “现在的执法环境不好，而且有逐渐恶化、逐步退化的趋势”。面对这个现实，怎么办？前辈的视角可谓独特，那就是：罪己。“我们该不该想一想，我对于这个严酷的现实，负有什么样的责任，我是不是这个恶劣现实的制造者之一？”

    判决书是由法官来写的，他是不是自己亲自写，他委托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写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当然，张先生所说的是，假如法官委托律师来写，律师不应当替他写。但是，律师不写，法官还可以让家人写、邻居写，让门卫老头帮着写，让他所愿意委托人任何人去写。真要是“破坏了一个制度”，那是法官破坏的，而不是律师；真要是“把中国的审判制度颠覆了”，那也是法官干的，而不是律师。张先生愤愤地说，“怎么能够这样做嘛，那还叫法院吗？”，我觉得质问得非常好，不过被质问的对象应当是法官而不是律师。

   “某些法官，某些检察官，某些公安人员的坏毛病，是我们惯出来的，我们不那么宠，不那么惯，退一步讲，我们不那么奴颜媚骨，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就是依法办事，能奈我何呢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种种不同的方式，来促使这个大的环境这样恶化，恶化到现在几乎是不可收拾的程度呢？”

    我仿佛听到树林里被强奸的那个女孩儿被妈妈痛骂：你是不是穿得太花了？太露骨了？甚至当歹徒向你走过来时，你还冲他笑了一下？！

    十五、律师要知己无知。

    十六、律师的前景。“在北京，在我们这个领域里，经常听到一些无望的声音，也有绝望的悲叹，目前的形势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，还能看到前景吗？”张思之先生面对这种悲观，给出了明确的信号，“我的想法是，光明与黑暗，旦夕之隔，很快就会转过来。绝望与希望，也只是一步之遥，坚持就跨过去了”。我坚信，先生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，不日即可以事实验证。

    总体来看，张思之先生崇公抑私，拒绝名利，面对站在我们反面的人，不是“为权利而斗争”，而是要学会妥协，要在自己身上找毛病。

    我们不容忽视，在法律权利中，“公权力”与“私权利”的划分是最伟大的一个分类，只有它才能够提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所在。而我们律师，毫无疑问地、不容质疑地、理所当然地要站在私权利这一边。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基本公平正义的需要，也是国家设立律师制度的初衷之一。

    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对潜在的当事人大声地说，有问题，找我。我值得你依赖。同时，也让那些掌握着公权力准备作恶的人们，想到有律师的存在，不自觉地就收敛一些。

最后，以十二分的真诚，感谢张思之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演讲，让我们分享到您富贵的人生经验。顺祝张老前辈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！

    向提供文字稿的朋友致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冀字九十九号于 2012年5月12日下午